情人广场

最近生活里发生了不少事情，家里，朋友还有自己。每天和爸爸妈妈通电话，和他们一起分担现在的担忧。猛然发现自己已经不是那个倔强自我的女儿，我不再把自己的生活修饰一遍去头去尾再讲给父母听，而是原汁原味的向他们呈现。我不再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而是用幽默和勇气去鼓励我的家人----这些在世界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原来，就像我之前对父母紧闭心扉一样，父母很多时候也没法向我讲述他们的烦恼。而现在，一座沟通的桥梁被悄然的建成，我们在异国的两端而感觉到莫名的温暖，女儿和父母的心贴得是这么的近。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我们一辈子里最基本的关系，只有这层关系顺了，我们才能真正安心的做其他事情，在生活中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才不会感到无依无靠。我之前看到许多写亲情的文章，不懂，而现在，我懂了。我庆幸自己懂得比大多数人早，这就是说，我以后的生命会带给父母尽可能多的快乐，而我的生命也会更有支撑。当我给他们安慰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我从心里感到快乐。

再说说朋友，今天下午，mireille哭着打电话说，她现在心情很不好，希望我能过去看她。我在Perrache等了半个小时的公车，然后走到allix,我以前住的学生公寓。和Mireille认识已经一年半了，我们的友情几乎从我来法国的伊始就开始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从暑假以后，我们的友情突然变得深沉很多，每星期不自觉的都会见上一面。我到她房间的时候，她看起来还没事，然后就说起她和她妹妹吵架的事情，她妹妹无端端怨恨她并且说再也不要见到她了。她说，你知道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想到自杀。我真的被吓到了！她是这么乐观积极坚强的人，而她竟然差点真的用药物自杀！我看到柜子里的药瓶真的在发抖，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赶到的话，如果她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我的话，也许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她还在我之外的别人面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还帮别人做发型啊，化妆啊。人和人之间可以那么近也可以那么远。

再说说师妹，今晚和两个师妹深聊了一下。以前都有聊天，可是都没能深聊，这也许都是机缘巧合。她们经历着和我们来法国第一年同样的不自信，困惑，迷惘。有些是在学业上的，甚至放弃的心都有了，有些是对未来上的，没有学习的热情，也看不到以后深造的道路，有些是在生活上的，不知道如何在法国更融合的生活下去。实话说，这些迷惘和困惑我到现在也都有，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我明白了不少道理。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我把自己这一年半的经验和感悟告诉她们，和她们一起分享我的失败和迷惘。我知道大家在交流方面其实都存在着迟疑，因为不知道对方是否会听，是否真的会想提供帮助。但是，我希望自己慢慢做做一个真的聆听者。在谈话的最后，我感到自己真的帮助到了她们，至少是能帮助她们度过此刻。而分享也是一件如此快乐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存在于我们对别人和别人对我们的爱里。

网友灰来信说：

菜头你好：

看你的博客年深日久，一直潜水，我从来也不害怕憋死，因为不大想出来说话，毕竟说也没用。我大概是个阴暗的人，很喜欢你树洞的部分，好像听到别人的伤痛，自己也能麻木一点，人根本就不会悲悯，人很残忍的，我想你会部分同意我说的话。我觉得你是个有趣的人，近五年的生活给我很大很多的感慨，所以有此信，不介意的话我就投递给树洞，当然这是虚伪的客套一下。

我是个男人，八十年代早期的男人，我们那个时候出生的现在都成为了男人女人，说明时间过得还是挺快。在大学以前，我成长的场景几乎都停留在川滇边界的某城，说它是城市，并不适当，因为那座城市存在的理由就是一座钢铁工厂，那里足够偏僻和蛮荒，即使经过了新中国几十年的开发，这句话依然成立。我想来自昆明的你一定会马上了解那是哪儿，你想的没错。整个少年时代，我经常出没在昆明或成都，每次听你说小锅米线、黑菜头、烤鸡脚和韭菜，烧豆腐，我就一通无法遏抑的饥饿，小时候我最大的奖励就是考试考好可以跟着家长一起去昆明或者成都出个差，乱吃一气。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是当年响应老人家号召离开大城市到那里去支边建设大钢厂的，他们是那座城市的第一批移民，说他们是热情的大概也不对，因为那时候那里是国家重点倾斜对象，物资保障和个人前途都比留在大城市更有希望些，而且当时也说好了，七八年后，待得建成了社会主义，还是可以衣锦还乡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社会主义的大功告成我这辈子看来是没指望了，所以我祖辈回乡的期待实现最终等到了退休以后。我的父母在他们的幼年时代随军（没错，那时候就叫建设大军）去了那儿，在那里成长、相识、结婚，生下了我，那个城市很奇怪，东北人、湖北人、上海人、四川人、云南人、湖南人、广东人、河南人、彝族人、布依族人，都各有一部分，参杂在一起，这使得我现在的口音就是南腔北调，口味也是南北通吃，我从生下来开始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那座城市有我的一切回忆，但我所有的回忆都只有一个主题，努力离开那里。

我的父母从事的是一个变态的行业，这种行业叫冶建行业，也就是冶金建设行业，说白了，就是建钢厂，在当年，中国勃起要依赖钢产量，所以这种行业很流行，无数企业都在弄这项事业，现在钢铁产能过剩了，整个冶建行业带着一只庞大的高炉建筑队像民工一样到处乞讨生活。那种企业宣扬的是三个石头架口锅的企业精神，我小时候就很反感这种所谓艰苦奋斗的宣传，后来才知道，有种提法叫人权，幸运的是我的父母就在一个不讲人权的企业。我曾经对我的父母比喻过，这种行业的人就像老鼠，长期居住在最肮脏最贫贱最污秽的地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全国流浪，永远都是到一个蛮荒的地方建设厂房，建成了规模，条件稍微有所改善，他们就赶往下一个工地，贫穷就是他们身上的瘟疫，这种贫穷也造成了他们顽强的生存能力，无论面对何种艰苦的环境，他们都可以生存。在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之余，这些人还能腾出手来与人斗、窝里斗，我整个的童年就浸泡在工人对领导的咒骂和领导对工人的鄙视之中。这种学前教育让我对工人和领导这两个群体都毫无好感，这种对立随着夕阳产业的萧条而日渐尖锐，就好像一艘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我没有看见优雅的乐手奏响安魂曲，触目所及尽是互相倾轧争夺，仅仅就为了晚死哪怕一秒钟，那些丑恶嘴脸让我恶心，我厌恶那个行业，也厌恶那里的人，那时起我就立誓此生永远不会投身一个没落的产业、不会供职于国企。

我父母都是很一般的人，对我倾尽了全部的希望，因此我从小认为自己是改变这个家庭命运的唯一救星，在当年，考大学是平民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毕业就意味着飞黄腾达的开始。于是我的母亲严厉地管教我，我本性是一个懒惰的、自卑的、甚至是阴暗的小孩，但在她的鞭策下，我的成绩永远在榜单之首，我也成为我家唯一的亮点，我父母唯一可资安慰的寄托。这样的教育，让我的性格扭曲而压抑，从小我就知道克制自己的欲望，因为我知道没有能力实现，空想是毫无价值的，并且让自己也让关心你的人痛苦。我善于面对现实，我总是忍耐自己，违背自己的天性去做别人喜欢我做的事，在家是父母，在学校是师长，虽然我内心极其反感甚至十分蔑视他们的某些要求，但是我始终把自己装点成一个懂事的早熟的小孩，那时候每到夜里我就躲在床上一个人哭，可能是十五岁前我流干了自己的全部眼泪，现在的我已经不会哭了，记得原来看老友记里莫妮卡骂钱德是个不会哭的机器人，我猜莫妮卡一定不会知道那样成长起来的钱德在他的小时候曾经流过多少眼泪。

小学、初中、高中，这是几乎每个八十年代人的固定轨迹，在学校的日子里，我除了考第一之外，别的什么都没做，抽烟喝酒我不喜欢，谈恋爱常常越谈越烦，而所谓好学生的圈子里通常也找不到什么真正的友谊，我满心所想的其实只有一件事，离开那里，离开我的家，割裂我的过去。一路上，我无聊地考入重点初中、重点高中，我的成功显得那么必然，偶尔的失败显得那么不可原谅，在我的记忆里，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考试中，除了一次第四和两次第二，其余的考试我没有让所有人失望。我对自己全部的信心都来源自考试，我只能通过不断地考第一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其实我知道自己的怯懦和无能，甚至我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学习的天赋，但是没办法，我在科举的道路上飞奔，四周围充满了看客，我无法停下脚步告诉所有人，其实我恨透了这种狗屁不是的比赛。我那时我曾经跟我的某任女友说过，我头上好像拴着一把剑，它随时都有可能坠落，我惶恐地看着那把剑，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灭亡。我的母亲太严格了，她让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没有哪怕是那么一天是痛快地自由地度过的，我在天黑前必须回家，不能看电视，不能打电动，身上没有一分钱的零花，每天有做不完的辅导书，最后在高三的那一年，我没有看过一秒钟的电视，打过一秒钟的电话，读过哪怕一个字的闲书，整个高中我就像个应试的机器，她无数次地对我说，只要我考完了，我就自由了，我一直期待着刑满释放。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英语考试结束，打铃交卷的那一刻，我知道我考上了，我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北大之一，我知道我花了十二年的功夫总算是达成了所有人的理想。傍晚的时候，我和我父母在一起吃饭，他们很开心，我却很沉默，骤然间，我的生活没有了目标，我的一切好像都失去了意义，他们看我闷闷不乐，以为我没考好，不停地劝慰我，我告诉他们我自己估计的分数，他们很高兴，同时也很难理解我当下的反应。当紧箍咒终于摘下的那一刻，孙猴子再也不是当年的孙猴子了，他已经习惯了，我身上的野性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发现除了念书考试我一无所长，哪怕封了个斗战胜佛，也不能再回到最初的花果山了。清华北大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没有意义，但是对于一个为之奋斗了十多年的小孩来讲，那就是结局了。最后，当我的名字出现在我们那个城市的报纸电视上以后，我看着父母兴奋的表情，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忍耐其实就是为了这短暂的取悦，自己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

其实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书呆子，虽然我自信我念过的书可能比菜头你要更多，即使是在为了考试而念书的时代，我的阅读范围都很广，我也尽力地保持对社会的敏度程度，自认为自己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可是当我来到北京，我还是被巨大的不适应所包裹，我不会说北京话，吃不惯北京饭，对人声鼎沸心怀抵触。我进入大学以前，对大学有所期待，总觉得这是中国最好的学校，应该见识到中国最好的人才和知识，现实告诉我不是这样，刘震云说中国就是一个单位，他很对，我的大学跟我父母的企业一样都是单位，所以领导和工人在这里被替换成教授和讲师，中间参杂着学生、辅导员之类之类的，当我刚进校门看到某位同学的家长对着我的系主任那一脸谄媚的笑容，那么明媚和似曾相识，我才意识到，我的逃离注定是徒劳的。

也就是这样，我在大学里没有感受到传说中的书生意气激扬文字，可能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吧，当我等待了许久，认为终于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命运已经脱轨，不能听从自己的内心了。我认为我能摘下我头上的那柄利剑，但是无论我怎么努力，它始终在我的能力之外。上大学以后，我的父母已经不再约束我了，可是我养成了习惯，考第一是习惯，取悦别人是习惯，憋屈自己也是习惯，套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被优秀”的，这个优秀的标准是社会的流行看法，我也能思想，但是就是无法抽离，或者说害怕抽离，就这么有意无意地参与演出，带着面具，哄别人也哄自己。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体制化。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想继续念下去，放弃了保研，周围的人都认为我疯了，我想了许久，我想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一件事，一件就好。我的父母、老师、朋友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仇恨这个培养了我造就了我的体制，我对他们没话说。于是我开始找工作，我对这个国家一向没有什么很大的信心，但是凭我天真的以为，如果清华北大所谓热门专业的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的话，这个国家也就真的破产了，但是我真的又错了。北京不同于别的城市，那一张北京户口对于无数北漂来说，就是房子就是希望，我不愿意到国企去，所以就业范围相对狭窄，只不过那些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都不属于我，我想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无数次地进入最后的面试，无数次地因为没有什么资源而被一声叹息地抹掉，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人民日报的面试，在二选一的时候，因为我苍白的背景，一个看上去还算和气的编辑无奈地跟我说，没办法，什么都要讲关系。还好我能接受，在中国，大学扩招的后果就是文凭的贬值，相对而言就是关系的升值，在那个文凭是稀缺资源的年代，有文凭这个硬指标作梗，关系有力使不上，现在满大街的本科生研究生，关系就成了稀缺资源。大学不再是挑选精英的地方，扩招的本质其实就是断绝了平民子弟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我也不认为应试教育是在培养精英，但它起码给了所有人一条相对公平的路径，我很反感现实社会那种要求废除高考的呼声，我认为敏感词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不是改革开放，而是恢复高考，不依靠高考选拔淘汰，难道回到文革时代依靠组织推荐？依靠领导物色？依靠群众选举？我们要改变的是考试的内容，而绝非考试这种形式，现在所谓的什么校长实名推荐制、自主招生什么的，在我看来无非就是权力世袭、阶层板结的在教育体制上的投射而已。

挣扎后，我最终选择了一个知名外企的offer，本以为我就在北京CBD混成一个白领民工，但我的父母坚持要我回到他们的故乡，中部某省的一个省会城市，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对，就是那个人人唾弃又人人羡慕的公务员，中间也是一波数折，最终我侥幸地逃过了关系的压迫，成为了一个省直部门的公务员。我成长的轨迹在旁人眼中看来，大概是一个标准模范生的道路，然而我却一直知道我好比是那个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看着无形的体制，心中模拟出一个一直在吞噬我理想和性格的恶魔，无数次发起冲锋，无数次颓然认命，我已经习惯了甚至开始喜欢上了取悦周遭，虽然我认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狗屁，但是被社会认同的那种感觉很令人麻醉，我开始认为，我所付出的辛苦其实就都是为了走到今天，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都是值得的。我真的不想让自己就这么变成一个体制内的生物，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把一切不符合自己理念的人事都视作异端，但这些我都做不到。菜头，你没法想象在一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所谓官场里，要置身事外有多难，丛林法则在这里体现的更为明显，不是你吃人，就是人吃你。所以，你必须变得比你的对手更狡猾，更凶恶，这是自保，也是伤人。

工作五年了，我越来越老，也越来越适应，某些时候，如鱼得水，只不过每个夜里我都睡得越来越晚，不是想什么，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痛苦，只有一种忧伤的情绪如同杯具覆盖了全身。我觉得跟那些吃不饱穿不暖，整日里担心失业，没有工作没有未来的同龄人比起来，我说自己的难过可能显得很矫情，或者这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场景，每个人有每个人过不去的火焰山吧。

当然给你写信得说点爱情，你这么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我的女友不算多，但也谈过几个，最长的那个谈了七年，她我想也是我目前为止很有可能也是这辈子我最爱的女人，她很漂亮，也很单纯，有比我好很多的家世，我也见到了传说中很势利的丈母娘，当我是个穷学生的时候，她的父母极力反对，后来随着我考上公务员，开始有了那么一点点小权力的时候，她的家人对我的态度开始转变。她很任性骄纵，跟她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我迁就她，她是在温室里长大的，而我只是遍地可见的野草，我的尊严都是被人践踏之后自己给自己挣回来的，而她，因为她家庭的原因，永远都是被恭维的对象。这样的两个人，对社会和对未来的看法截然不同，她跟我相识在我最痛苦的学生时代，一直以来她都信任我，也相信我能给她安稳的生活。我对自己的能力其实一直没有什么自信，当我开始工作以后，更是如此，于是她一次次地提出了一些她认为是很简单而对于我来说很艰难的任务，比如买一个大房子、买一台好车子、每周去血拼一次、每半年出国旅游一次，我尽全力去满足，但终于我不是机器猫，不能实现她所有的愿望。在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冷战以后，我跟她分手了，她哭的很伤心，而我一颗泪都流不出来，我只知道，爱情在这个时代是奢侈品，不是我这种人配得到的。

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就是如此，虽然大家都在诅咒这个该死的制度，但我们都是群氓的一份子，一起吃人血馒头，一起给老佛爷舔屁沟，一边希望改变一边找机会趁火打劫，悲哀吗？我想是的，我们每个人好像都不幸福，但同时又成为别人幸福的阻碍，菜头，看你的博客，知道你辞职去北漂，你的博客上尽是些嬉笑怒骂的文字，好像生活得很潇洒，可是我不信你的生活里没有麻烦、没有愤怒、没有无力，虽说每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想要的真的你就能得到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生活的压力，有没有有关部门来过问一下你的思想，有没有账户上没钱老板来催稿的痛苦，反正这些问题我都有，我害怕、惶恐，我知道，我头上的利剑将伴随着我一生，我会在压力下完成我的生命。这我改变不了。

现在，我马上要结婚了，媳妇在四大国有银行的省行工作，她的父亲是我所在省政府的一位高官，我知道，这会引来无数的鄙视。她是个善良的女生，我也很喜欢她，只不过，我无法那么投入地再爱一次了，这大概就是时间给我的磨练吧。活到现在，我总是觉得我是应广大观众的要求被迫演出的那个人，我满足了所有人对我的要求，我懂事、成熟、理智、克制，可是我真的是这么一个人吗？我想成为这么一个人吗？我也说不清楚。

菜头，你认为我们最终能在灵魂之树下安息吗？那些过去的一切，我们都能解脱吗？那些将要来临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最后，想说的是，我是一个翻墙老手，还是喜欢在墙的这一边跟你相见，喜欢你的文字，希望你坚持你的理想，保持你的体重，永远做一个忧伤的胖子。真期待有那么一天能跟你一起在昆明的街头吃烧烤喝酒，听听你谈谈你一路走来的拉拉杂杂。好了，祝你顺利。帮我匿名。

灰

 

漫谈二流大学

李志文

` 浙大新校长杨卫在接受《大学周刊》访问时，对大学发展，谈了些相当精辟的看法。他说：“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然后，他做了精辟的分析：

一所学校的教师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研究习惯时，学校从管理上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并且是在国际同行认同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驱动力，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论文发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师花在做研究上的时间更多。因此三流大学要提升，就得要求师生多发表论文。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再发展，这位教师能几年磨一剑，做一些引导、引领这个学科发展，更带有原创性的工作，带领学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国际一流学者了。所以，一流大学不要求教师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们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只是给更宽松的环境做研究，由教师在好奇心驱动下自由发展。 在国际上前几名的顶尖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是该学科同年龄段里最优秀的。因此，这些学校要求其教师除了保持自己作为这行顶尖的学者外，还要花时间在学生身上，让这些最好的学生受到教育和启迪。因此，每所学校发展阶段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对发表论文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一样了。

上面这句话讲得太对了、太好了。不是在世界一流名校待过较长时间的学者，是不会有此高见的。杨卫到底是开国以来第一个当了大学校长的长春藤毕业生。

按照杨卫的标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刚刚进入世界的三流水准。十年前，中国大学是没有资格谈SCI的。现在，前五名的学校，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在SCI的数量上，现在已经能在亚洲占一席之地，拿到美国比比，也不见得丢人。中国有人海优势，再往后，这个成绩会更好。但这种比法再往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人家二流学校，不跟咱比这个。要用人家二流学校的比法，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又回到起点上：重新洗牌，咱们的成果几乎是零。

我今天要谈的是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还要做多久的三流大学？我们怎么才能进入一流大学，顶级大学是人人没有把握，只能当做一个崇高的目标。

我个人幸运的在美国顶级大学待过，我的助理教授中的三年就是在芝加哥大学待的，然后到宾大的沃顿商学院当副教授。1980年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与经济系，应该是顶级，甚至是第一。在1990年，芝加哥统计过，90% 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所有知名商学院的会计学与金融学的当家学者（是讲座教授，但通常不是系主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这几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与商学，一流没有问题，顶级可能就不是公论了。现在顶级的位子，应该是哈佛与沃顿。1983的沃顿应该只能算一流，哈佛商学院连一流都谈不上，甚至是被认为是一群二流学者拿着哈佛的老牌子在招摇撞骗。我的母校罗彻斯特大学在我念书的时候 (1974)，应该是一流大学在做顶级大学的梦，现在是一流大学在往下降。我现在担任讲座教授的杜兰大学应该是一流的尾巴,杜兰从来没有做过顶级的梦，想都不敢想，连一流都岌岌可危。 表上都是美国的大学，二次战后，老美在各方面称霸了六十年，学术也不例外，不能不用老美来做度量衡(calibrator)。英国的三家，是十八世纪大英帝国的回光返照。

从我的分析来看，大家可以知道，二流与三流可以按学校来分，一流多少能按学校分，顶级的大学与顶级的专业就不一定在同一个学校了。顶级大学的排名是相当稳定的，基本上取决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环境。顶级专业的排名是相当不稳定的，走掉一个大师，或大师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顶级的位置就保不住了。以大学来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应该是三流，但在清华与北大，有些专业领域已经有点二流的味道，浙大是扎扎实实的三流。中国的绝大部分的大学是不入流，别难过，印度也一样。甚至日本也好不到那里去。日本自从百年前，有些大学冲进三流后，绝大部分的大学还是不入流。日本是靠武力与团结力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学术与思想上面是没有太多的建树的。这几年，北大与清华的国际化与超前意识，比绝大部分的日本大学要来得强猛。

我曾在香港科大做会计系的创系系主任，在离开科大那年，按顶级学术成果排名，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多少是玩了花招，1999年的香港科大会计系应该是扎扎实实的二流顶端，应该是美国之外的第一名。香港科大的这个第一也是岌岌可危，香港中大来势汹汹。在会计学与金融学的领域里，全是老美天下，老欧只有亦步亦趋的份。由于拥有大海龟与牛外教，在会计与金融领域，香港的三大（港大、中大、科大）基本上比欧洲大学好，而且独步亚洲。

什么是二流大学？

杨卫为二流大学做了相当好但不完美的定义：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它不完美的地方，在『一年能···发一两篇』这句话上。我认为到了二流学校，基本上，已经不用简单的数字管理，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最好杂志一年能发一二篇，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是，别说二流大学的教师了。我下面会详细分析。

我先分析一下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的不同。三流大学，应该是像美国的California State, Kansas State, 台湾成功大学、台湾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中国大陆的北大、清华、浙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有一个共同特性，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是外行官员管内行学术专家，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管专、外行管内行』。这些外行官员都要找一些『客观标准』来做管理依据，就自然的数字挂帅了。 在美国 这些大学都是资源较少的州立大学，这些大学，有些就被定位为教学型大学，像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ies。有些是小州的州立大学，像Kansas State。这些大学，校长底气不足，难以抗拒州政府与议员的干涉。天下英才有限，到了这些学校，能分到的人才，就微不足道了，数字管理，简单明瞭，成本低廉。在亚洲，官本位下，校长发挥空间有限，许多是新兴国家，资源也有限，发展学术的第一步，就是先让教师们有拿到学位后继续念书的习惯。用SCI 数目来管教授，就如同用考试来管学生，没有太多的实质教育与学术效果，但总比不管好。到了不入流的大学，基本上就是随意管了。台湾的有些私立大学，大陆的大部分大学就是这一类。

表一是基于美国大学最被认可的排名，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2006 报告，再依照我自己的判断，为顶级、一流、二流、及三流大学列出一些例子。每一流中，按照排名的顺序，由高而低罗列。顶级与一流是全部罗列，二流、三流众多，只是例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排名，是在美国最少争议的了。排名免不了主观判断，这个表只是例子，不是科学 。表中的顶级与一流大学几乎清一色是美国学校，是因为美国有最好的制度设计，几乎把全世界的学术精英完全吸收过去。我在一流大学里，列了法国的Ecole Polytechnique，其实只是『公平』的考虑。法国的Ecole 有点像中国的清华与北大，学生是最好的，不输给任何的一流大学，设备还不错，但是师资与学术环境就比美国的一流大学差多了。亚洲的三家二流大学，香港的科大与中大，日本的筑波都有很大的美国影响。读者可以指责我有偏见。我走遍世界，在欧、亚、北美、南美各国中的顶尖大学都有些朋友，参观大学、分析学术环境是我的嗜好，本文只能说是我的看法，不能说是我的科学论断。学术是尽可能的寻找客观的数据，但是学术结论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

在表一，各位也可以看到，顶级大学全是美国的私立大学，较好的一流大学，还都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到了一般的一流大学，公立大学就多了起来。二流大学与三流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没有列在表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私立大学，是不入流的。这就是资源与体制的互补了，私立大学体制灵活，如果有足够的资源，会办得比公立大学好。如果资源不足，私立大学的灵活体制反而导致它们胡作非为。

表一： 依照作者判断的大学流别示例

顶级大学	一流大学A	一流大学B	二流大学	三流大学 （例子）
（例子）
Princeton	Univ. Pennsylvania	UC-San Diego	Maryland	东京大学
Harvard	Columbia	UNC-Chapel Hill	Florida	大坂大学
Yale	Duke	U Illinois	Ohio State	清华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rown	UT-Austin	U Pittsburgh	北大
Stanford	Cornell	NYU	Boston U	首尔大学
MIT	UC-Berkeley	Univ. Virginia	Texas A&M	台大
Chicago	Washington U	Toronto	Rutgers	浙大
	Northwestern	UW-Madison	Purdue	National Singapore U
	Carnegie Mellon	Ecole Polytechnique (France)	U Iowa	U Alabama
	Univ. of Michigan	Univ. of Sothern California	Indiana-Bloomington	U New Hampshire
	Johns Hopkins	U British Columbia	香港科大
	Dartmouth College	Rochester	Michigan State	California State Univ. System
	Rice	U Minnesota	SUNY Buffalo	成大
	Vanderbilt	Case Western	U Kansas
	Emory	Georgia Tech	U Arizona
	Cambridge (UK)	Lehigh	香港中大
	Oxford(UK)	U Washington	筑波大学
	UCLA	UC Irvine
	Georgetown	Notre Dame
		Tulane
		Penn State
		LSE (UK)

 

注： 本表基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2006的排名，再依作者的了解加以调整。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排名偏重本科教育的角度。本表的微调多考虑了些研究成果的因素。表上顶级与一流大学，作者大多亲身访问过，每一家学校都有相识，在其中一半学校作者做过学术报告。

 

台湾的台大，大陆的北大、清华、与浙大，被分到三流，是让人非常气愤与不服的。台大、北大、清华、浙大的学生素质绝对的超过我任教的杜兰大学。台大、北大、清华、浙大的老师的『脑素质』也不逊于杜兰大学的老师。为什么杜兰可以在一流大学中吊个尾巴，而我们的北大、清华被列入三流呢？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杜兰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北大、清华、浙大是中国的国立大学。环境与体制，决定了学术机器的生产效率，原料的品质（老师、学生的天生素质）当然也会影响成品的质量（学术成果），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流大学，应该是SUNY/Buffalo, Rutgers, Florida, Kansas, 与香港科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由于资源、地缘、历史因素，没法子与一流大学较短长。表上的一流与二流大学的运作、目标、渴望，基本是一样的。它们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差别。顶级大学的年轻副教授通常是一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一流大学的少壮副教授通常是二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之间的交流就要少多了。北大与清华已经有点二流大学的架势，就是因为，它们已经有点能力在一流大学的少壮精英头上动脑筋了，例如清华用了五年的时间操作，礼聘钱颖一从Berkeley回清华，浙大才刚刚有这个概念呢！

在顶级大学，谈文章的篇数，是粗俗的行为，被大家取笑、不耻。 在那种学校，著作等身、大气蓬勃是理所当然，有什么好吹的？在一流大学，学者是梦昧以求『这辈子』能有『一、两篇』 传世之作。 但是这个梦是深藏心底，不能说的，说出来就下流了。在二流大学，是公开的说：『想当教授，就得有一、两个全垒打』。意思就是，想当教授，非得在顶尖杂志，发表一、两篇论文不可。如果像杨卫说的，每年要发一、两篇，就成了『牛饮』，只有三流学校的牛才这么公开的鬼叫。二流学校公开招聘讲座教授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品质，不是数量。可是在内部提升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数量，不是品质。人家已经都做牛做马怎么多年了，没有功劳有苦劳，咱二流大学资源有限，那能养得起这么多神仙？只要你还努力听话，时间到了，苦够了，也就当上了教授了。

看一个学校的教师管理机制，就能看出这家学校的定位。在顶级大学，教授几乎人人有个讲座（endowed chair），这些老爷都是千辛万苦从对手那里挖过来的。助理教授几乎没有一个能升上去，极少数能升上去的，老早就有对手在挖墙角，又得千辛万苦的挽留，年纪轻轻，就得给他个讲座教授。校长的任务不是『管』这些人，而是哄着他们，赔着笑脸，防着他们与别人谈恋爱。校长更重要的任务，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知道各专业领域的动向，聘请到领导未来20年学术方向的大师。校长对大师那敢说个『管』字，磕头都还来不及呢！那怎么『管』这些老爷呢？出个假货怎么办？别担心，这些人好管极了。只要你的学校有足够的大师，顶级大学当然是大师如云，他们互相把对方管得贼紧。老子好不容易混到这个江湖名声，才能如此吃香喝辣，我们中间如果出了一个假货，别人对我们的本事产生怀疑，我的数十年修行，岂不被糟蹋了？在顶级大学里，每周定期的研讨会就是擂台，那些大师们，在擂台上杀得你死我活。

当然，如果一个顶级大学，请了个无能校长，一口气找了一群假大师，这个大学就马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这个顶级大学就垮了。这就是为什么，顶级大学都在美国，又都是私立大学。因为只有美国的顶级私立大学才能发展出一个极精细的大师互相监管的『教授治校』的机制。美国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用了三百年的时间，用世界最优渥的资源，运用市场机能，慢慢把美国的学术巨厦的上梁弄正了弄直了，美国的一流大学像伯克莱、康奈尔才能放心的让教授来管自己，管学校，甚至管校长。

美国的三流大学基本上是官本位，跟咱中国一模一样。李远哲这个学化学的书呆子，居然在台湾倡导『教授治校』，把台湾的大学变成政治角力场，乌烟瘴气！三流公立大学如果教授治校，全校教授一定『挖社会主义墙角』。没有大师级的学术地位，就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教授跟装配工都是人，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就可以不要脸，一旦没有人管，就一定不要脸。三流大学用SCI 数量管教授，就是防止教授不要脸，在我们管理学，这叫做防止『道德危险』（Moral Hazard）。

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所耗用的资源是惊人的，在外人看来是极度的浪费与没有效率的。师资是名校的命脉，这个『浪费』与『低效』，在师资的培育上面最为显著。我用杜兰大学商学院做例子。杜兰商学院在过去十年，起码进了50个刚拿博士的年轻教师，每位教师的年薪，用2006的价码，是15万到20万美元，每个年轻教师可以待六年，不升就走人。这十年的投资保守的估计是15万乘6乘50，总共四千五百万美元。只有四位升上副教授。其他的都为二、三流大学做贡献了。我们的教授，基本上都是从外边挖角进来的，也就是说，顶级大学与其他的一流大学，用了更多的价钱为杜兰做了贡献。以顶级与一流大学合起来的五十家学校做群体单位，百分之九十的师资培育投资是为了二流大学做了贡献了。绝大部分的三流大学玩不起这个游戏，也就根本不玩了。从一流大学流落到三流大学的人，基本上都放弃了『研究』，反而，一直在三流圈子的学者，有些会兴味怡然地玩着三流大学的数字游戏。

有人会说，这些百分之九十的年轻教授，会为顶级与一流大学发表大量的文章，所以值这么多钱。哈！你就错了。杜兰的这50个人，在十年内，发表了大约50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一是那升等的那四个人发的。其他46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具体成果。用浙大、清华的数字管理概念来看，起码四千万美元是打了水漂了。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博士毕业生，这一辈子，不会在顶尖杂志发表文章。顶尖杂志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章，是百分之一的学者写的。在杜兰商学院，学术成果主要是五个讲座教授(师资队伍的5%)做的。

那么，我们不干脆就让这五个学者专做学问，何必花这么多钱，让这么多人陪着玩？这就是学术环境的成本，没有这么多人日以继夜的干，就没有一流的研究环境；没有九死一生，就没有英雄好汉。后面我会分析，什么叫一流的研究环境。

话说回来，中国可能穷些，中国的市场机制可能差些，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可能落后些。但是浙大、清华的许多教授的天生素质可一点也不比什么普林斯顿的那些书呆子差。凭什么人家可以教授治校，被校长哄着、伺候着，而我们清华、北大的念书人就得拍校长马屁、看书记脸色？我们也要教授治校，我们也要大师如云。好！有志气！那么，我们得先从三流大学转变成二流大学。下面我就分析如何把北大、浙大、清华转化成二流大学。

怎么样才能办成二流大学

我前面说过，顶级、一流、二流大学基本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差别在由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的关系[1]。他们优秀的程度不同，他们的办校宗旨、监管体制、评核方式基本是一样的。这些学校实质上是教授当家。二流以上的大学是一群学者的合伙组织（partnership）。而三流大学比较像工厂，教授只是拿薪水的『笔耕者』及『口力工人』。二流大学已经到了民主体制，而三流大学是农业社会的君主专制。

从三流到二流要比从二流到一流难得多。从二流到一流，甚至从一流到顶级，只要有资源肯拼命，就有可能做到。而从三流到二流是本质的改变、是思想的改变、是文化的改变、是价值观的改变。用经济发展来做比喻。从二流大学到一流大学就如同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亚洲四小龙想赶上英国与意大利。香港与新加坡用了三十年，到了上世纪末已经做到了。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就如同满清的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共和国的工业社会，打打杀杀一百五十年，到了1990年才算结束，经过了非常痛苦、血腥、漫长的转型过程。这转型的痛苦是由于价值观的改变与社会结构性的改变，影响了现有在位人的利益，让他们的人力资本，一夜间荡然无存。从二流到一流大学，是按同一个制度体系力争上游，而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是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由于新的制度体系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反抗、破坏、挣扎就大得多。

在三流大学的体系里，文章数、学生数、头衔、行政职位是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也是物质报酬分配的依据。在全是三流大学的官本位国度里，没有也不需要开放性的学术市场。在三流大学的体制下，要累积文章、学生、头衔、职位这些人力资源可不容易。首先做学生的时候就得选一个大牌做导师，当徒弟的，沏茶倒水、上街跑腿，样样周到。毕业后弄头衔、抢职位，又得卑躬屈膝、心狠手辣，一样不少。带着一批弟子打天下，要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交了不少朋友，结了不少世仇。在数字挂帅的体制里，比的不是真知卓见，而是组织能力，政治手腕。一旦改变学术体制，原来的学术领袖，就像满清遗老，痛哭流涕、顿失依靠。反抗的意念，这么会没有呢？

在三流大学体系里，博导可以任命，文章数可以计算，虽然不理想，但可执行性高，虽然大家做点没用的研究混饭吃，倒也有些次序，每个大学各混各的，相安无事。到了二流大学体系里，大师不是校长任命就行了，得有真知卓学，没有一个市场机能做信息处理与汇总的工具，谁又知道那个是真大师，那个是假大师？如果假大师的人数，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劣币驱逐良币，结果比三流大学体系还糟糕。三流大学的博导是绵羊，校长吼一吼，就乖乖低头吃草。二流大学的假大师，是披着珍贵貂皮的野狼，可以把校长都吃了。哈佛教授参议会才刚赶走一位做过财政部长、要改革哈佛教授懒散教学态度的年轻校长。谁对谁错，我说不清楚，人家哈佛有足够的真大师坐镇，如果那些假大师搞得过分，校长是冤枉的，真大师就都跑到普林斯顿或斯坦福去了。如果没有什么讲座教授因此离职，这个校长大概走得不太冤枉。这就是市场机制。中国有吗？这里有个小注脚。这个校长要整顿的对象，就是一个讲座教授， 他一气之下，拉了一批同事投奔普林斯顿去也。这位讲座教授是真大师、假大师，我不知道，隔行隔重山。但是，普林斯顿接受了这一批人马，哈佛校长因此去职，是非曲直，就有了公论，这就是市场机制。

办二流大学只是清华、浙大进入世界名校的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世界顶级大学。真正的教育家是办教育，而不是争排名，就如同真正的学者应该是好奇与探索，而不是算文章数量。争排名、做文章的毛手毛脚，我知道些，我也做过些。我一生的志向与绝大部分的精力还是做个真学者好老师。做为一个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我是不相信绝对道德观的，我认为道德是成本效益盘算下的产物，是社会制度的衍生品。做为一个理性的社会科学家，我要贡献的是如何透过理性的分析，设计一套制度机能，让人们自然地依自利的动机，做到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因此，我对清华及浙大的建议，不是怎么玩些手法，把排名弄上去，而是以社会精英的心态，怎么为中国打造一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在我前面的分析中，我已经清晰的指出，中国如果想要有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就得有世界顶级的大学，这两三个顶级大学，会带动几十个一流大学，这几十个一流大学，会带动上百个二流大学。这些顶级、一流、与二流大学是中国的知识泉源，会发展出千千万万的科技应用，会培育出无数个领袖、学者、与教育家。我任教的浙大与清华，应该有舍我其谁的抱负。

在我的举例与分析中，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创建顶级大学最重要的一环，是以学术大师为核心的市场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顶级大学绝对不是一个官本位的农业社会能产生的。没有一个官，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识别学术大师，但是市场能。市场的识别能力超过任何的专家，市场的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是融合了市场所有专家的智慧。

中国以致亚洲都没有一个开放型的学术市场，在清华讲的是『三清』，东京大学谈的是『三东』。三清也者，本科、研究生、教授职位都出身清华也。看清华出身的清华教授谈起三清的那副得意像，真恨不得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这三流古井里的青蛙』。我自己也有『三台』病。四十岁以前，我的梦就是回母校台湾大学教书。整个亚洲的学术精英都染了严重的科举病毒。如果一个大师是在十八岁那场考试决定的，这个大师百分之百是假的。没有真大师，就没有二流大学，就别提顶级大学了。没有开放的市场，就不可能有真大师。货真价实的学术大师是在残酷公平的市场上，百炼成钢的结果。清华、浙大、东大、台大只是个三流大学，真正的症结就在这里。因此要想成为一个二流大学的第一步，就是教师队伍不能有近亲繁殖。所有博士毕业生都要进入公开市场，不能留校。

大海养大鱼，小沟养泥鳅。学术界的大牛，集中在美国这个学术大草原，也就理所当然了。最大、最公平的市场杀出来的大师，应该是最厉害的。不只我们『落后』的亚洲得服气，近年来，连在『先进』的欧洲的大师都有浓浓的美国牛排味。清华、浙大要玩二流大学的游戏，就得进入北美学术大草原。各位看到吗？在表一，一个只有三千万人口的农业国家加拿大，居然有两家大学被列入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地缘优势：它们位于北美洲英语语系的学术大草原。如果把杜兰大学、南加大往南搬五百里，进了墨西哥，杜兰、南加大就什么流都不是，这就是地缘优势。

在中国生根的浙大与清华，地缘优势就别想了。没有地缘优势，也能成为二流大学，人家香港科大不是就做成了吗？香港科大还一度有一流大学的恢弘气势咧！出大师的学术市场不是要大要公平吗？中国市场虽然不公平，谁能说不够大呢？只要我们能借用美国市场体制让中国市场做到透明与公平，三十年后，世界学术中心在那里，谁都说不准呢！

如果为了进入这个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要清华、浙大搬家是做不到的，但是参与英语语系的学术市场的必要条件，非满足不可。我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用英文谈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真是***憋气！深深的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心情平复后想想，咱们的汉文不就是中原西陲的秦戎话吗？中原周天子的话怎么说，现在谁也弄不清楚了。自然科学是不太受语言能力影响的，进入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对人文社会学科来说，要难得多。这是进入市场的必要交易成本。我知道，北大、清华的经济、管理科系已经在做了，香港科大的建校原则就是世界（其实就是美国）标准。我最近接到复旦大学要求我协助拟订世界顶尖期刊的排名，看来复旦也想杀进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了。

有效的市场机能一定要有优生劣败的竞争淘汰机制。美国二流大学以上，都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就是长聘（tenure）制度。顶级大学的长聘制度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惨不忍睹。连挂一流车尾的杜兰大学都是九死一生。长聘制度原来是保障教授的言论自由的，经过两百年的演变，成为美国学术最重要的『净化剂』。长聘制度是让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列入长聘教授的候选人，称为长聘岗（tenure track）, 成为严格考核与培养的对象。 这个考核期，在顶级大学是九年，通过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的就是讲座教授。在一流与二流大学，通常是六年，通过后就是长聘副教授。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的重要不同点之一，就是长聘制度的严格程度。顶级大学的斯坦福的考核期是九年，而它隔壁一流的伯克莱是六年。

顶级大学经过九年的严酷考核，不被打死，就成了大师。在顶级大学里，副教授这个职位是短暂的过渡。在较好的一流（表一里的一流A）大学中，大部分的长聘教授，都能升等，可是在一流大学里资源比较不足的学校（一流B）， 就越来越多的终生副教授。因为在一流大学里，升等的标准是看对手想不想挖你。没有人来挖角，你就好好的等着，一辈子都别想升成正教授。好的一流大学挖角的能力强，被挖的或然率高，流通机制好，就没有存货。次一点的一流大学，挖角能力弱，被挖的或然率低，存货就多。到了二流大学，实在没有资源玩这个游戏，但是还想成为一个学术净土，在给长聘时是按照一流的标准打了点折扣，到教授升等的时刻，有些就只看苦劳不看功劳了。北大、清华、台大都没有采用这长聘制，所以就该列入三流大学之林。香港三大，尤其是科大，对长聘制，已经很认真执行十年以上了。

这个长聘制为『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提供了丰富的供给与需求。有人称这个市场为『旧货市场（used market）』。旧货市场的买家，不都是穷人（较次的学校），豪门大户也热衷得很。因为真正的学术大师就像好酒，越陈越香。学术大师是二级市场的常客。在一流大学最常说的话题，在顶尖大学几乎唯一的话题，就是某某人有了什么成果，是怎么来的，又有那家学校挖他了。 这个丰富的二级市场，也为长聘制添加了新的功能：淘汰、筛选、信息、激励。对于一个极难客观评价的学术来说，长聘制的这些功能太重要了。没有长聘制、没有丰富的二级市场，就不可能有鲜活热闹、蓬勃兴旺的学术。由于中国没有长聘制，没有开放型的学者二级市场，中国就没有二流大学，更不必谈顶级大学了。清华就是请十个杨振宁来也没有用，请来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只是花钱买了个符号，培养了一个诺贝尔奖研究成果，才是顶级的大学。西南联大的吴大猷可以用杨振宁为例说他自己的学术成果，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是没有资格这样说的。你知道吗？像杜兰这样的学校，是很少给诺贝尔奖得主荣誉博士的。我现在就是杜兰的荣誉博士遴选委员，我们要授予荣誉博士的，是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锦上添花是三流人做的事。

在二流以上的大学里，重要行政职位，尤其是校长，都是全世界公开遴选的。权与钱是腐化的根源。一流大学有权有钱的学术单位，像商学院院长，基本上是从外引进的。一流大学的学术科系，每隔十来年就会从外面挖进一个系主任。外来的新主管有独立性，他不欠人情，没有瓜葛。他也有客观性，他可以冷静的分析这个单位的历史留存问题，他的做为与决策不会马上引发关联性的猜忌。他有开创性，把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引入。我有个亲身的好例子。EMBA 教学是芝加哥大学首先推出的，并不太成功。后来给西北大学摸出了门窍，杜兰大学就挖了西北大学主管EMBA的副院长来当院长，做了两年，就出了成果，哥伦比亚大学又从杜兰手上把他抢了过去。EMBA 就是这么样在美国遍地开了花，也影响了世界。

从我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浙大、清华如果关着门自己搞，是搞不成二流大学的。二流大学的建设要靠市场机制，因此想要摆脱三流大学的困局，就得拉了一群背景相同、资源相似、有志向前冲的学校一起干，组建一个即竞争又合作的学术市场。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里的顶尖大学成立像美国常春藤的学术联盟。与中国教育部共同推动，逐渐的将中国最有历史、最有潜力的大学的监管从教育部移转到校产基金会、校董会、顾问委员会的手里，将学术专业的监管移转到公开的学术市场。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导师邓小平，有个真知灼见：『摸着石子过河』。市场不是一天造成的。市场的优化过程，纯粹是经验的累积，结集所有参与者的经验与智慧，不断的改进与摸索前进，最后胜出的机制，不是任何一个设计师能单独推导出来的。认识市场机能在学术监管与激励的重要，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一步，极不容易跨出，能跨出这一步，而不跌个四脚朝天，后面的路就会逐渐好走。

『摸着石子过河』的真髓是从一小步做起。张维迎这个小红卫兵，在北大搞的学术文化大革命，立意是好的，大方向也对，可是他可能患了他出国前上班的赵老板同样的错误：打击面广了些，步子快了些，调子高了些，手法硬了些。能让人家小老美，日以继夜、不眠不休、老老实实的干真学问的动力，不是校长室的一纸公文，也不是某某大师的大声吆喝，而是那些小老美俗不可耐的经济动机与市场压力。要在世界顶尖杂志发表文章，也不是随便说说就有的。学术这东西，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北大有这么多学者没有受过应有的研究方法、语言表达、思维方式的训练，硬是打鸭子上架，只有官逼民反。说到官逼民反，我在香港科大就患过同样的错误。三流大学的问题就在官本位的学术政策，做学术改革的也是用一纸官书，是很难成功的。

我觉得，学术改革，应该用利导而不是势逼，用市场机能，而不是用官方政策。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寻找最容易突破的新成长点。对原有的教师与学术单位做增量改革。譬如说，把教科书教好要比做前缘研究容易得多，北大许多老师可能无法用英文发表惊世之作，用英文念教科书的本事总有吧！因此计算成果的时候，把文章数的比重压低，把文章质的比重加高，教好书的比重大于劣质文章数的比重，升等评核的时候，多邀请些香港与美国的华人教授参与，采用竞争上岗，竞争加薪。这些都是无法立竿见影的工作，学术本来就不是方便面。自古以来，成功的改革本来就是文火煮青蛙。有点良心与眼光的人都能看到张维迎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贡献，及对整个北大学术改革的贡献。但想要人人讲好话就难了，不被乱石砸死，都算你张维迎走运的了。

案例：香港科大是怎么沦落成为二流大学的？

香港科大的成立，在亚洲学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香港科大是亚洲第一个按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与框架搭建的大学，找到了真正有当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背景、见识、能力、与经验的吴家玮，到香港来负责这个划时代的任务。其实，应该说是吴家玮找到了香港来实现他的理想，而不是香港人找到吴家玮去实现香港人的梦想。我不认为，当时在大中华地区（大陆、台湾、香港、及新加坡），有任何一个官员或社会领袖真正懂得一流大学是什么回事。我要称赞香港的社会领袖，只有见多识广的香港精英才听得懂吴家玮说什么。大中华地区的所有自命为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或准校长，都应该在桌上放一本香港科大教职员手册，没事的时候，看看，悟一悟这些手册条文后面的含义在那里？

我大声疾呼，建议我现在的老板，清华的顾秉林与浙大的杨卫，请吴家玮做你们的顾问。你们有吴家玮的聪慧，但你们没有他的阅历。学问的领悟是要在一流的环境中长期的熏陶，才慢慢深入骨髓。顾秉林与杨卫在社会科学上没有被长期熏陶的机会。社会科学里的市场机能跟自然科学里的物理机能不一样。物理机能的道理能在书本说清楚九成以上，市场机能得靠从经验、观察、与失败中去领会。 只有在市场玩过，才知道市场规律。办一流大学的道理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可学。本文开场中，引用杨卫校长的那番话，是在五年前，没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校长能说得出如此精确的。这是因为杨卫有在美国一流大学受过完整博士训练的经历，在做学生时，耳濡目染，听老师、同学点评英雄豪杰。吴家玮在UC San Diego 当过常务副校长 (Provost)，他的经验与智慧是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可贵资源。

现在把话头转回香港科大。在1991年，当我接受科大的邀请去香港看看的时候，科大寄来一些资料讨论科大的愿景及方案，其与众不同，就深深的吸引我。我与吴家玮深谈了几次，他的风度、气势、仪表、思想，与我见过的一流大学校长相比，犹胜一筹。他对科大的构想是许多美国一流大学校长的梦想，由于历史因素而只能是梦想。1991年到位的第一批教授，就是梦幻团队，同时拥有这一批学者，是许多一流大学无法企及的目标。在海滩之旁、峭壁之上的校园，吃定了书呆子的那颗清风皎月、美酒诗书的浪漫心怀。这个校园能让耶鲁大学校长嫉妒得高血压，更别提在可怕的哈林区之旁的哥伦比亚大学了。吴家玮带着科大的校园规划与建校大纲，到美国的顶级与一流大学转了一圈，立刻造成极大的轰动。我想，所有的华人，尤其是香港人，要为香港科大感觉骄傲与兴奋。香港政府应该把科大做为重要的战略布局，发展成整个亚洲的学术中心。

哈！我错了，大错特错。我刚到科大不久，有一次跟的士司机在车上聊起科大，他用非常愤怒的语气，大骂科大。说科大校长贪污，在家里盖了大游泳池，又说科大浪费人民血汗钱。我当时极为震惊，渐渐的，我发现香港的新闻媒体，几乎不报道科大，就是报道，也是批评多，赞誉少。在香港各角落，几乎闻不到一丝以科大为荣的气息。我们这一群很把自己当回事，在世界上也有些人把我们当回事的书呆子，在香港平民的眼中，啥都不是，就是一群糟蹋粮食的饭桶。

的士司机不了解科大，也就罢了，他们没有念多少书嘛，那晓得哈佛与活佛的差别？大学生该了解我们这些国际知名学者的来头吧？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还不争先恐后的报考科大？哈！我又错了，大错特错。我在科大的时候，以师资的真本事来排名，科大远远的第一，中大第二，港大遥遥第三。由于香港的高速经济发展，越新的学校师资越好。港大最老，师资当然最差，当时有些港大的教授，可能还做不了科大的研究生。在香港待一阵子后，我对香港的高校招生有些了解，才惊奇的发现，科大是香港学生的第三志愿，甚至是第四志愿。要命！连香港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把我们这些很把自己当回事的书呆子当一回事。

有些教授，包括我在内，就建议说，我们有这么好的师资，我们应该向全世界招生，尤其向中国大陆招生，为祖国服务。我还兴冲冲的，在台湾、新加坡、大陆为科大扩充影响力，号召当地最好的学生考科大，也还真有些学生雀雀欲试。很快的，我们发现，港台新陆都是官本位，根本没有市场机制，跨地域招生得通过四地教育部门协调，这一协调，要到那个猴年马月？

逐渐的，有些老师又飞向海角天涯，留在香港的老师，有些被其他学校慢慢的挖了墙角。逐渐的，在世界学术市场上，科大不再是亚洲唯一的亮点，不再英气勃勃。在1991年，世界顶级学者们眼中的亚洲唯一的一流大学，香港科大，到了1999年，就这么沦落成了二流大学。在香港百姓的眼中，还是香港地区的二等大学！

香港科大的案例，为我的理论提供了实证结果，也为浙大与清华发展学术，进入世界二流大学提供一些启发。一流大学要有资源、历史、及地缘条件。科大在1991年，满足了资源的条件，而且满足了最难的资源条件：学校领导人与学术领导人。吴家玮与他请来的创校教授，对一流大学操作与学术市场的深刻了解，是到现在还没有亚洲另外一个大学可以比拟。可是科大的创立，也有基因病原（genetic disease）。其中之最，就因为它是个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就得跟没有专业知识的官员、议员打交道。这些官员、议员是学校的衣食父母，态度高傲蛮横（香港要比台湾、大陆好多了），而一流学校的操作是很难用客观的短期指标来衡量的，科大与这些官员、议员打交道，根本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还有，官员与议员有他们自己的烦恼与忧愁，他们可不会像我们这些书呆子，为办一流大学而拼命。

香港科大从零做起，没有历史，就没有历史包袱；但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群众基础。我起初有点纳闷，香港的官员、议员、学者、新闻记者，应该有不少人，是多少知道吴家玮干了件多不容易的事，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后来想想，他们能说什么呢？前面分析过，一流大学与三流大学是模式改变(paradigm shift), 一流大学的思维基本是否定三流大学的体系的。这些官员、议员、学者、新闻记者都是港大、中大的毕业生，难道要他们称赞这些外籍兵团，否定自己？这就如同小海龟孙文，到了北京跟大官僚李鸿章谈变法，是李鸿章听不懂？还是李鸿章没有傻到自残？

科大的地缘位置，也注定让它难以保住一流的架势。可以说，科大是一国两制的受害者。香港只有六百五十万人，做为一个香港的公立学校又不能在大陆公开招生，学生市场就只限于香港的弹丸之地。各位看看表一列出的一流大学，那个不是全球招生的？香港科大是用国际一流的师资去教香港二流的学生，不只是资源浪费，师生都辛苦难过。最近一阵子，香港在谈教育资源整合，香港科大这个名字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名词。没有历史、没有群众基础，就没有足够的选票来保护这个招牌。

香港科大曾经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梦幻资源：一个有眼光、有魅力、有本事的校长，一群著作等身，国际知名的教授，一个青山绿水、优雅宜人的校园。但是科大没有历史、没有地缘优势。更重要的是科大是家公立大学，陷身于扯不清的政治泥沼。科大在短暂的辉煌后，回归成香港高等教育的一个平民：一个世界级的二流大学。

我曾在慵懒的周末清晨，躺在清华园九公寓的床上，望着窗外遐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六四，1991 的中国应该已经到了贞观之治，即将要回归的香港，决定送祖国一个礼物：十亿美金，一个吴家玮，一群在世界擂台成长了三十年的华人学术精英。邓小平大笔一挥，这笔资金与这群书呆子，进驻清华园，从零做起，打造一个顶级的，自我监管的私立大学。这一来，资源、历史、地缘优势不都有了吗？今天的清华，又何至于在三流大学中挣扎？可能今天的清华已经是鄙夷哈佛，无视耶鲁的世界顶级大学。所有世界新科博士的皎皎者，论文一旦被导师首肯，马上就寄到清华，梦想着北京打来的邀请电话。大唐盛世啊！衣冠长安啊！你在何方？

如果我们以搭建香港科大品牌来评价吴家玮，吴校长并没有取得巨大成功，我给他一个『良』（西方的B）。如果我们以搭建学术平台来评价吴家玮，他的成功是划时代的。他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他把香港的七家大学办成二流。他的影响，还到了新加坡与大陆（台湾是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我前面分析过，从三流大学进入二流大学，是思想的改变，是质的跳跃。一旦进入二流大学的层次，进入一流大学就是只是资源与决心的问题了。

在香港科大创建之前，亚洲的所有大学，都是封闭式教学型的大学。别说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别提参与北美学术市场，在同一个城市内都老死不相往来。在1990年以前，亚洲最西化、最进步的新加坡大学与香港大学的老师都只是些英国的与澳大利亚的学士与硕士。这些地区的学术领导人还公开的说澳大利亚的硕士训练都要比美国博士好得多。台湾的学者都是本校子弟，许多是从助教按年资爬上来的。在世界顶级的学术会议是看不到亚洲大学来的学者的。别说来打擂台了，连观众席里，都找不到。近年来，亚洲学术风气的蓬勃发展，香港的三大，甚至七大，都进入了二流大学之林。 这些与香港科大的创建，引起了欧美学术领袖的重视与另眼相看，逼着亚洲的学术当家人打开大门是有密切关系的。

结语

我对中国与大中华地区的经济与学术发展是非常乐观的，有些人甚至说我是盲目的乐观。逐渐的，我发现，就是乐观的我，也都低估了中国与大中华地区进步的速度。

一个一流大学的内部条件是『资源、历史、地缘』，外部条件是『开放、透明、竞争的学术市场』。浙大与清华起码有了历史与地缘的优势。中国之大，没有人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垄断市场或阻止市场的发展脚步。这个庞大的市场，会养出大鱼，浙大与清华都有可能是条大鱼。

我认为，浙大与清华都没有理由毛躁，急吼吼的要长大。长大是必然，长得好，就不是定然。学术如同好酒，资源、历史、地缘有了，外部环境对了，剩下的就是耐心的等待。当今之急，是寻找资源与妥善运用资源。同时耐心的、逐渐的改变外部环境。

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君子之争，合作是道义的和作。研究型大学的师生是在学校与学校之间不断的流动的。这些流动切断了个人的私心，增加了信息，辅佐了判断，加强了监控。

进入一流大学最难的一步，是从封闭性的三流大学跨出来。改革与利益重分配是孪生兄弟。

一直感觉魁北克是个远在天边的地方，直到上个学期我的两个法国好朋友去魁北克做交换学生。这个学期我的一门选修课是“魁北克文化”。老师会在课上给我们看一些图片，介绍一下当地地理，同时研究一门魁北克作家的书。通过图片，我感觉那边和法国还挺像的。课一般般，我知道了那里冬天会冷到零下30度，如果我们不戴帽子的话，耳朵很可能会掉下来。

之后和一个会中文的法国老头聊天的时候，他一直开魁北克人的法语的玩笑，首先他们的美国口语，其次，他们的用词其实是300年前的法语，而另外一些事借用英语里面的词，所以在法国人看来，他们的语言就很诡异。大概就是北京人看广东话的感觉吧。

结果昨天，我被一个朋友拉去一个教会组织。自从去年我的台湾室友搬来以后，她的行为影响了我，我会时不时去教会活动。话说起来，我可是在中大南校区的一条校道上被劝说信教的。昨天人还很多，有很多黑人，大家看到我第一次来就纷纷问我的情况。在座位前方有一个乐队，长笛啊，架子鼓，钢琴，萨克斯风，等等各种乐器。在法国的教会一般唱赞美诗的时候都有乐队伴奏。这是我看过最全的一次。

我们唱了法语的赞美诗。从大屏幕上我还经常可以看到自己的脸庞。过了一会，主持人让我们欢迎从魁北克来的牧师。我们鼓掌之后，他开始布道，然后我就被雷到了，因为他的口音实在是太诡异了！！

我之前认识一个魁北克的音乐家，他在瑞士的乐团工作。我和他讲话的时候，只是感觉他的法语稍稍有些不同，而这个牧师的口音就是让我不仔细听就听不懂的感觉。而且，由于他很激昂语速又很快，而有些时候发音实在很怪，搞得我哭笑不得。而在这么神圣的地方笑又会大不敬。

法国的牧师都是一本正经且严肃的，而这个的风格就会很不同。过了一会，在我被他的口音搞得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他放了一首歌的MTV，是“I can fly”.而这首歌就是典型的美国风，我看着旁边的法国人面面相觑，心里暗暗发笑。

终于布道结束了，牧师请我们一起来祈祷。这个时候，我也虔诚的低下头，却听到他一直在那里说“小鸡”的法语单词，我开始以为我听错了，后来才发现，他真的是在讲这个词，因为他之前一直提到老鹰。而现在就是在说老鹰展翅高飞前也是小鸡诸如此类的。我终于忍不住把脸藏在我前面人的座位后面，以祈祷之名，大笑了一番。

远在天边(2009-03-19 12:39:26)

标签：杂谈

分类：书写有时

1079年，在徐州的苏东坡写了一首诗，记录他与几个朋友的一次小聚。《月夜与客饮杏花下》。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事后他写小文回忆起这次夜游，“去年花落在徐州，对酒酣歌美清夜”。几位客人是，王子立，王子敏，以及蜀人张师厚。当时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而回忆时，张师厚久已死，子立复为古人，自己面临再次被贬，对月独饮。

 

古人若在月光下夜行，多喜穿白衣，因白衣能反射光线。吹洞箫饮酒杏花下，这一句总令人难忘。寥寥数语，注定要变幻消失的美态与欢欣。洒落如东坡，金刚般的心境，由颠沛流离，多情哀伤之中超越而来。

 

“洞萧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良辰美景，终要落空。即使感伤，却不哀虑。

 

人与人之间，穿透对方坚硬壳膜复杂血肉，感受到细微和真实情思的一刻，就是当下的相知。所以，被喜爱的文字，所需具备的，首要是真诚，其实是超越性。不为概念，成见，见解，形式，虚荣，野心而发酵，不膨胀，不浑浊，不粘着，不低微。清和沉着。古式的文字都是这样。他的情思，近得触手可及，却又远得只在天边